不是地摊配不上一线城市,是我们的城市管理太弱……

上周,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到处都有地摊经济的字眼。某地城管大队队员,还破天荒领到发展三个地摊的任务。

怎料还没撑过一周,政策风向就变了。

北京的一纸通知给了那些热心地摊经济的人们泼了一头冷水:“地摊经济”有损首都形象,不适合北京。

随后央媒泼水降温,其它三个一线城市也纷纷对万众狂欢的地摊经济说“不”,资本市场退潮,地摊股”全线下跌近5%。

一系列反转动作叠加,地摊经济的命运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这不禁让人疑惑,一个国家的头部城市,是否真的不配拥有烟火气?

突然降温的地摊经济,又该何去何从?

地摊小贩的命运多次反转,实在让人唏嘘。

2020年是文明城市建设12周年。这一年,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至今,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多个国家的经济和生产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国是世界上防治疫情做的最好的国家,但依然被外国恶劣的经济形势所冲击。于是,国家用2万亿补贴基层、不设GDP增长目标、大幅度削减中央开支,提倡过紧日子……

但这还远远不够,地摊经济开始被正当化,一场底层力量救中国的运动徐徐拉开。

成都是最早明令允许发展小摊经济的城市,政策实施3个月以来,不仅保障了近10万人就业,还助攻城区餐饮店铺达到98%的复工率。

比起那些高喊提振消费、保就业的口号,这种疏通城市经济发展毛细血管的举措,要实在得多:不仅让商贩有了活路、居民享受了便利,也让城市有了休养生息的空间。

但要改变过去的路径依赖,适应新的秩序,并不容易。

一方面,地摊经济兴盛,是对国民素质、城市精细化治理、消费实力的一场大考验。

地摊经济不是发条政令就行了,还要避免出现脏乱差、人员聚集等隐患。

人们担忧,要是缺乏管制,摊贩对人流量的谋取亦会酿成“公地悲剧”,大家都会来抢占资源,直到把这个资源耗尽,让行人承担负的外部性。

比如,地铁通道中,摊贩会多到只给行人留下狭小空间;地铁口,行人不得不在摩托车和三轮车中穿行;在马路中兜售的小贩,会险象环生,降低车速;占道经营后,地面一片狼藉。

政策推行后的东北某市,就做了不太好的表率。

另一方面,这背后也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城市治理的界与度

要知道,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平民”路线。在高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曾一直拒绝这种乡村商业,一刀切地严禁小摊经济,为的是让城市看上去很美。

地摊经济想要解放的,恰恰是被这些表面秩序压制的供给和需求,从而挑战城市对精细化治理的理解。

这种野蛮的经济形态之所以能一夜疯狂,某种程度也是一种隐喻:

整洁的街路形象是城市的面子,繁茂兴盛的微观经济生活才是里子。面子固然重要,但里子更具备决定性。

随着新政出台,乡土被容纳、底层被理解,每一个蹲下来摆摊讨生活的同胞,不再需要夹缝中求生存,不再被称为“低端人口”,这背后开始考验着各大城市官员的施政艺术

只不过,政策推行不到六天,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自发的宣传造势,地摊经济已经呈现出运动化、娱乐化的趋势,如何因地制宜、有序管理,对一线城市来说确实任务艰巨,此时提出收紧,也有这层考虑。

但是,一个小小的地摊,其实能让我们看到更多希望。

在关键领域做到真正的放管服,可以带来新的鲶鱼效应,也是未来走出经济破局的关键。

这种还自由于民间、让创新自动诞生的政策意涵,便是地摊经济赋予的巨大能量。

坐标系切换到国外,街头同样充斥着烟火气。

早在中世纪,地摊文化就在荷兰扎根。作为欧洲通往世界的门户,荷兰有历史闻名的海上马车夫和强大的国际物流体系,这些成了荷兰地摊经济兴盛的基础。

进入21世纪,荷兰步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地摊经济不仅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向泯灭,反而在精细化的管理中逐步繁荣。摊主们在丰衣足食、服务社区的同时,为国家贡献了巨大税收。

阿姆斯特丹的河边花市,鹿特丹的开放市场,各城市街头的炸薯条、炸鱼、奶酪、鲱鱼,都快成了世界知名的标志。

荷兰的花市

不仅是荷兰,一向被人们认为浪漫文艺、时尚诗意的法国人,也会用“地摊经济”来活跃民生,提升城市朝气与魅力。

如果你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附近,就会碰到当地的“小摊贩”,水果、饮料、旅游纪念品、鲜花、小零食、自拍杆……所有人们可能偶然需要的东西,在流动小贩的摊上几乎都能找到。

没有逛过地摊的法国生活是不完整的,这种地摊文化不仅没有影响到实体店,还与实体店一起共同构成了城市肌理。人们慢悠悠的逛街、逛夜市、逛地摊,或坐在街边喝咖啡、喝小酒、看报纸,悠闲舒适。

除此之外,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地摊经济和夜市经济,像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意大利的罗马,这些闻名全球的大都市就有很多地摊和跳蚤市场,并且定时定点,划出空地允许大家摆摊,支持它们“繁衍生息”。这些并没有给城市的知名度带来负面影响,反而是起到了促进作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方面,韩国划区管理、差别对待的方式最值得借鉴。

韩国政府对“地摊经济”的管理总体上采用区域管理的办法,即政府将市区划分为三类:“绝对禁止区域”、“相对禁止区域”和“诱导区域”。

第一类是指摆摊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区;第二类是指妨碍城市美观等危害程度较小的地区,在这里会对摊位规模、摆摊时间、经营范围有所限制;第三类是,一般包括和住宅区分离的城市中心外围的空地、车辆通行很少的河溪两侧道路、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传统市场内的道路。是政府允许摆摊设点的地方,同时对营业时间和经营范围也有限制。

这种对区域、时间划分清楚的精细化管理方式,不仅有利于执法部门区别对待,也有利于摆摊设点者的自觉遵守。

最后,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会发现地摊经济会给城镇化带来全新的方向。

全球的城镇化正经历一连串的变化。正逐渐从美国式的摊大饼、发展郊区、依赖资源耗费型的城镇化,转向日本那种巨型城市的城镇化,更强调密度、公共交通、可行走,而这样的都市一定会有更多“烟火气”的机会,这样的都市需要重新发现和创造实体的“市场”。

这种市场不是地产意义上的商圈或大卖场,而是人群自发组织起来的集市。

我国那些实际管理人口远超2000万的一线城市,为何不能拥有这样的空间?

对中国的大部分底层人民而言,只有保住了“饭碗”,才能挺过这个难捱的经济寒冬。

中国经济规模虽然目前高居世界第二,但是还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贫困。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一数据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其实,这一数据一直可以在历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查阅到,与之并列的,是中国只有7000万人月收入超过5000元。

中国国情本来就非常复杂,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阶层人群差异巨大,分化严重。

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创造的消费举世瞩目。我们每年要购买3000万台汽车、4亿台智能手机、1亿台空调、消费全球60%以上的奢侈品;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现象:

上过大学的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

2019年月入2214元(可支配收入)就已经超过50%的中国人;

有4亿人没用过马桶;

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

……

上过大学的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

2019年月入2214元(可支配收入)就已经超过50%的中国人;

有4亿人没用过马桶;

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

……

是不是有些细思恐极。

这才是去掉滤镜效果的国民底色,也是放开地摊经济的真正背景。

就像电影《寄生虫》里所说:钱就像一个熨斗,能熨平生活的所有褶皱。但是如果没钱,只会涌起一个又一个的波澜。

没有穷过的人,压根无法体会底层生活的艰辛。一天不干活,可能就没饭吃。

曾看过一则视频:重庆一位年过八旬的独居老人,靠卖糖葫芦一天能收入差不多二十块钱,每天晚上大概要11点后才能回家,到家后白水煮面条,或是干脆煮些粥,这就是一餐晚饭了。

20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一杯咖啡钱一包烟钱,甚至还不够。但对没有子女赡养的独居老人而言,这就是一天的生活费。疫情和无米下锅,对他来说威胁是一样的。

这便是地摊经济的魔力,通过一种草根力量保障生存,构建了一个底层社会群体的闭环(摆摊消费两不误),让城市回归到它最纯粹的状态。

这些天,无论是线上直播火,还是线下摆摊热,本质上都是保消费、稳经济的一大途径。

互联网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已经力有不逮

后者却有别样的温情:进入门槛低、退出成本低、消费接近性高。要知道,还有很多老一辈人因为不会扫码、不会灵活使用手机,在追求效率的时代无所适从。

并且,中国的地摊经济远在东汉之前就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成语,买椟还珠、削足适履、郑人买履等等,都跟地摊经济有关。

既然利多害少,就应该将地摊管理纳入正常轨道,从经济规律出发,兼顾摊商和商店的利益,而不是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刀切地处理市政建设和商贩之间的关系。

毕竟,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地摊经济如果做好引导、转化和升级工作,就能变成跟殿堂经济长期并行的另一种经营形态。

需记住,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地说,它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