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银行数据反映的贫富差距真相!

真正造成二十年来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因素是货币政策,城乡二元化制度、房地产调控举措、个人收入增速缓慢等也有“贡献”。这就是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真相。

计划经济时代的货币财产差距也未必小,只因普遍贫困、身份隔离及消费受限等因素遮蔽住了。

由房价形成的贫富差距很难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一房定贫富”并非夸张的表达。

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因素还是货币政策,城乡二元化制度、房地产调控举措、个人收入增速缓慢等也有“贡献”。这就是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真相。

最近一则消息再次点燃了社会舆论对“贫富差距”的普遍焦虑:招商银行2018 年金葵花及以上客户236万户,占总户数不到2%,占总资产比例 80.98%,人均230万;其中私人银行73000户,资产占 30%,人均2800万。

金葵花以下1.2亿户,占98%,资产占比不到20%,人均1万元。

其实,这则消息含金量并不高,以此作为贫富差距加大的证据并不充分。因为,时至今日,商业银行的传统个人业务遭遇的竞争很多,小额户头的总量和规模减少势不可挡。

不少商业银行也主动采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集中精力争取中高端客户,招行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一家。

高端客户本来就有资产配置多元化的需求,加之前两年作为投资主流渠道的房市、股市均无出色表现,令这一人群更倾向于把资金交给稳定度最高的银行。2018年的这组数据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分析更为合理。

不过,贫富差距问题是长期的社会热点,确实值得探讨。

01

关于贫富差距,我们的误解实在太多

对贫富差距的忧虑由来已久,早在现代市场经济开始之初,就已经饱受诟病,而且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其实,其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误解。

在古代社会,财产的构成复杂模糊,很难用货币进行衡量。比如,一个中世纪欧洲贵族的领地不能进行市场交易,地产价值就无法估值,只能计算地租收益。而贵族从土地上获得还有非货币化的收益,主要来自对农奴佃户的人身控制以及司法管辖权——谁能算出来初夜权值多少钱吗?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实际收益和权益无法用货币完整计算。比如住房分配制度,当时的房产无法货币化计算,也就不能计入个人财富名下。

但是,即便如此,计划经济时代的货币财产差距也未必小,只因普遍贫困、身份隔离及消费受限等因素遮蔽住了。曾有一位五六十年代担任司局级的老干部回忆当年他家的存款2000元,竟然相当于老家一个农业县的全部个人存款总额。这一差距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叹的。

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之后,尤其是股票等资产证券化以后,人们对社会总财富的分布才有了清晰的概念。由此产生了“XX%的人掌握了XX%社会财富”的种种说法,用以证明贫富差距因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扩大。

其实,这个根本无法比较,因为在此前根本无法准确计算所谓的“全部财产”,更不要说什么一国的总财富了。

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不妨用十九世纪的年度收入口径做个古今比较。19世纪初英国最富有的阶层是大贵族,这一阶层的平均年收入门槛是1万英镑,富豪的岁入标准是5000磅,岁入1000至2000磅算是富裕。而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是20英镑,距离富裕的下限也在50倍以上。

比较一下2018年CNBC的报道,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美国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为132万美元,而剩余99%最低平均年收入为50107美元,差距仅26倍。结论很明显,至少经历了两百年左右的发展,收入差距明显缩小了。这可能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却是事实。

除了收入比较口径,还有各阶层的消费支出统计,结论更为乐观。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主流阶层年平均消费的梯度比收入差距要小——如果除去奢侈性品消费,这个梯度就更小了。这也很容易理解,王思聪吃的热狗也贵不到哪里去。也就是说,越是富裕的阶层越是倾向于把收入转为投资。

因此,总体而言,现代市场经济并没有扩大贫富差距,而且贫富差距的衡量标准并不统一,在不同统计口径中的表现相差甚远。

02

“一房定贫富”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

当然,长周期的考察与比较可以澄清一些误解,但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不存在,更不能因此否定在特定经济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特别是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是不争的事实。最重要的因素是房价上涨。

经济学有一个通胀造成资产升值的原理:在通胀发生时资本品的名义价格上升比消费品更快,且高于通胀率,从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

因为较为富裕的社会成员保有的资本品更多,对资本品的投资能力更强。而中国房价的急速大幅上涨表现的更为极端,造成的贫富差距上升更具有普遍性。

中国二十多年来大量增发货币集中流入了土地资产投资相关的大小基建项目中,土地资产升值远超其他资本品,更不用说消费品了。而土地资产升值通过房产市场传递到在个人财富领域。

有没有房产、有什么样价位的房产、有多少房产,决定了大部分中国人的财富等级。这一等级的梯度随着房产价格上升扩大。

处于个人财富梯队最下层的是农村居民。在城乡二元制长期限制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进入土地市场,农村居民在财富起点上就缺少了房产。而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居民的身份转换困难,获得一线城市的户籍更是难上加难。

这导致了农村居民要获得优质房产的难度更大。因此,只有少数一线城市郊区农民通过拆迁补偿途径从房地产经济中直接受益,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被屏蔽在房地产市场之外——“有没有房”是根本性的区别。

“有什么样的房”主要指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居民,在起跑点上就处于不同的赛道。一线城市居民当然是最佳赛道,二、三、四、五依次排开。而同一城市中根据区位、房屋类型等标准之间再细分出不同区间。

最后就是“有几套房”,这不用多解释了。

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士怎么因房产升值拉开了财富等级差距,也无需多言,再念一遍教科书:“富裕的社会成员保有资本品更多,对资本品的投资能力更强。”——简而言之,普通人和王思聪一样吃热狗,甚至比王思聪更大胃王,但是要和他一样买房就不可想象了。

跟据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财产中房产占比50%以上,加之与房价上涨的速度远超收入增长速度,由房价形成的贫富差距很难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一房定贫富”并非夸张的表达。

因此,房地产产业被很多人视为加大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其实房地产业只是“报丧鸟”的角色——给土地资产一个估值罢了。

真正造成二十年来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因素是货币政策,城乡二元化制度、房地产调控举措、个人收入增速缓慢等也有“贡献”。这就是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真相。

  
财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