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线危矣!中小城市的苦日子刚开始

中小城市的苦日子刚开始

过去一两年来,抢人大战当属区域经济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久前,石家庄推出的“零门槛落户”政策,更是将它推向了新的高度。那么,各个城市的具体成绩如何?

这两天第一财经对部分一二线城市2018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梳理,常住人口增加最快的十个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西安、杭州、成都、重庆、郑州、佛山、长沙和宁波。总体上看,人口呈现由北向南流动的态势。

按照默认的划分标准,这十个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一二线城市,深圳是特区、重庆是直辖市,其余大部分还是省会。哪怕宁波也还是计划单列市,唯一例外的是佛山,属于普通的地级市。

原因很简单,行政等级决定资源配置能力,资源聚集度,又会影响人口流动。

此前一些三四线城市,也跟进推出各类落户优惠政策,试图打破头部城市对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人才的占有。

但如数据所显示,人口争夺的赢家其实早就注定了,一二线城市赢者通吃是逃不掉的规律,中小城市的艰难才刚刚开始。

根据统计结果,去年人口增长超过20万的城市有九个,超30万的有深圳、广州、西安和杭州四个。其中深圳49.83万;广州40.6万;西安过去一年多有近百万新增落户,常住人口增量则在38.7万,杭州是33.8万。

需要指出的是,常住人口的增长量,不等于人口净流入量,后者还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减去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过各地的出生率、死亡率虽然各不相同,但相差不会太大,常住人口增量基本可以代表一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在人口向一二线城市汇集的大前提下,一二线城市内部,形成了明显的分化。

四大一线城市,北京去年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6.5万人,在2017年首次负增长之后继续延续;上海增长只有5.45万,减去自然增长数,几乎处于净流出的状态。

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超过了两千万,城市建设和土地供应到达了一定的上限,所以近两年来开始严格控制人口,向外转移疏解部分职能。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广深,依旧处在上升期,落户门槛很松。像深圳本科学历市一级和区一级的落户补贴达到三万。

近两年有广州掉出一线城市的说法,但其实只要它们愿意,户籍大门敞开,在任何时候都不愁就业人口不进来。

一线城市除广深外,西安、杭州、成都、郑州等二线城市则处在第二梯队。这类二线城市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大部分都算得上是强省会,首位度比较高。

西安、武汉和成都不用说,GDP的全省占比都在30%以上,长沙同样也是。郑州和杭州的首位度相对低一些,不过占比都超过了20%。

杭州有如此成绩,一方面源于新经济的产业特色全国一流,另一方面也是和承接了上海的部分转移人口有关。

这种格局不难理解。城市吸引力可以靠落户政策驱动提升,但补贴给得再诱人,人口迁移的主要考量,还是就业机会、薪酬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反映内功的因素。

而上述省会城市往往是地区发展的重心,是交通枢纽、对外中心,是所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蒙面和担当,周边的绝大部分资金、技术都汇集于此。

所以我们看重庆,人口增长有26.63万,但鉴于三千万的人口体量,增长率只有0.9%,远远低于西安、杭州、成都。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增长率同样只有0.2%——它们都缺少省会城市那样辐射到全省范围的腹地。

可见不止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内部,也会形成省会和非省会、直辖市的分野。总体来说,二线中的强省会城市,分到的蛋糕更多,将成为未来人口争夺的主要赢家。

2

收缩可能提前到来:

28%的城镇,灯光强度变暗

当然,哪怕内部形成分化,一二线城市整体赢者通吃的实力和地位,仍然要高出一截。它不止体现在人口层面,还体现在地理面积上。

标准排名此前对内地城市建成区面积进行过梳理,近五年面积增长最快的十大城市,分别是成都、天津、重庆、广州、西安、青岛、北京、杭州、兰州、郑州,几乎全是一二线城市。

在一二线城市高歌猛进,进行土地和人口的扩张时,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还有另一条不为人注意到的线索,那就是收缩型城市正在逐渐增加。那些常住人口增长前列的城市,它们所虹吸的部分人口正是来源于中小城市。

是的,城市也会收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处在城市化后期的欧美发达国家,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美国五大湖的铁锈地带,德国的莱比锡,都曾出现过工厂废弃、商业区空置的现象。

而一份德国研究项目(Shrinking Cities)的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口超过100万的450个城市和地区,总体上已经失去了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9.6%,离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也属于中后期了。相对于国外几个世纪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压缩在短短几十年,大城市扩张尚未完成之际,中小城市的收缩完全可能提前到来。

在城市化早期,农业人口纷纷转移到城镇,一荣俱荣,大中小城市普遍受益,四五线城市的房价都可能蹿上万元,如今这个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已经过去。

一方面生育率持续走低,去年年底就业人员总量首次下降。同时老龄化快速袭来,老龄人口以每年接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

另一方面,尽管还有大量农民未进城,但受产业升级等因素影响,传统资源型城市和产业低端的地区已开始人口流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此前通过卫星图像检测对比发现,2013到2016年,占比28.4%、数量为938的城镇,灯光强度出现了变暗。

而网易数读的一份调查也显示,2010年到2016年633个城市中,有246个出现了人口密度的下降。

2013-2016:部分中国地区夜光影像

发改委去年曾下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通知,1亿非户籍,是还可以挖掘的城市化人口增量。

但对中小城市来说,能转移成新市民的农业人口,在过去两年棚改货币化的推动下,其实已经转移得差不多了。哪怕人口回流,回到户籍所在的省会也将会是主流选择。

3

警惕“高铁幻觉”,

三四线城市何去何从

在部分观点看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会导致资源的下沉,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平权,比如近两年三四五线城市的电影银幕数快速增长,电影票价甚至直追北上广。

但其实这是种误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只会让城市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陡峭。

原因很简单,新经济形态高度依赖创新、人才,依赖资本市场。类似的资源优势,只有一二线城市,甚至只有北上深杭才具备。从互联网巨头的地理分布,就能看到这种规律性。

中小城市缺少参与空间的,还有金融产业,比如资金总量高度集中少数地区。考虑到互联网和金融等新兴产业代表了未来的潮流,那这意味着以三线为界,一二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在未来将迎来更大的分化。

这个判断会打破很多传统的认知。包括高铁,一度也造成了让中小城市迎来春天的错觉,然而根据经济学家李迅雷的研究,高铁并没有对沿线城市产生一致性带动影响,相反它和人口积聚呈现出负相关。比如沿江高铁通道沿线,70%的城市出现了常住人口下降。

通达的交通会加速人口、资本的外流,各类市场要素总是往中心地区集聚,全世界的城市发展几乎都逃不掉这个逻辑,否则也不会产生旧金山、纽约、东京湾区这样的庞然大物。

事实上,过去国内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小城市吸收了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以及一二线城市外溢的产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城市版图也开始摊大饼式的扩张,哪怕没有实质性的产业支撑,光靠卖地就能撑起一座城市的财源,甚至出现透支未来建设用地指标的情况。

而现在,三线以下城市的扩张脚步已经明显放慢,政策空间也在收缩。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之前发改委出台5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将地铁的审批门槛提高,GDP、人口总量、财政收入不过关的城市,将就此和地铁无缘。

这份文件对一二线城市不构成太大影响,倒是一些三四五线城市的地铁梦得暂时搁浅。作为重要的城市配套基础设施,没有地铁,不仅意味着吸引力下降,更意味着少了一个重要的可以为经济做贡献的基建抓手。

在中小城市扩张受阻的前提下,过去发展模式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返乡置业降温,给不少地区泼了一碰凉水,以赣州赣县为代表的三四线城市,近期密集出现的楼市降价未遂事件,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在宏观调控和去库存之间,地方的艰难博弈。

摊大饼失去产业和人口支撑,该卖的土地都卖了,三四五线城市在焦虑的窗口期,一二线城市却是喜笑颜开。

如前所述,一二线城市近几年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这种扩张不仅是自然集聚的结果。像成都等城市,新增的城市空间,不都是往外环的自然延伸,而是县改区提供的。

撤县设区空间到顶也不要紧,合肥拆分巢湖,西安代管西咸新区,成都代管简阳,济南吞并莱芜,提供了另一种简单粗暴的扩容模式。这种赢者通吃的能量,三线后的城市当然不具备。

所以在城市化进入中后期,老龄化加速来临,产业升级等系统因素叠加下,基于行政等级和资源吸附能力的巨大差别。

以三线为界,中国的城市将开始加速洗牌:一二线继续扩张,三线后的城市出现收缩,将是避免不了的结果。

不过对中小城市来说,收缩未必一定可怕,它完全可以像欧美的中小城镇那样,打造更宜居的生存空间,去服务好规模降低后的市民群体。

所以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城市收缩,而是城市自己没有看到这种收缩的趋势来临,以至于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还展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人口增长野心。

  
财富周刊